我是一个记者。
二十年来，我为无数的报纸和杂志撰写过艾滋病题材的文章和故事，还编写了一本讲艾滋病的书。艾滋病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我的很多朋友也在其中。年，我还在新闻系念书时，我就决定投身于此：当时，我的两个朋友过世了，他们都只有二十多岁；同年，我的爱人比尔发现感染了艾滋病。我害怕至极，担心自己也难逃此劫……在我的周围，噩耗接踵而来……我有责任将艾滋病感染者的故事呈现给读者。
我开始潜心地学习有关艾滋病各个方面的信息，我找来以前的报道仔细阅读；自己也在用我的笔记录着亲眼所见的那种种身体和心灵上的磨难、面对疾病时卓然超群的勇气和仁慈，那一个个灵*的洗礼……
尽管如此，我却从来没有真正地理解我笔下的“恶魔”。
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所以当艾滋病来到我的身边、影响周围的朋友时，我并不是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尽管如此，我笔下的故事毕竟都是“别人”的故事：我可以和读者分享我的所见、所闻，但我不是感染者，我无法真正体会笔下的主人公们的切身经历。
直到现在。
现在，我不再只是一个报道艾滋病故事的记者。
现在，我是一个感染了艾滋病病*的记者。
之前，我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像，我会用自己的故事迎来艾滋病25周年纪念：我不会只是这场全球纪念活动的旁观者，而是一名参与者。去年10月27日，就在我47岁生日的三周前，医生打电话通知我的体检结果，他说，“艾滋病的那项结果可不太好。”
霎那间，我的世界轰塌了。我曾无数次用文字记录过其他人生命中的这一时刻：人们讲述着自己刚确诊时的内心感受。但是直到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到，无论什么字句都显得苍白无力，根本不足以表达那一瞬间的震撼。
我的脑中一片空白。我想到了格雷—我爱着的人，“他不会要我了”，这个念头寒彻我的周身，顿时放声大哭。我的脑海中又回忆起年里根总统关于艾滋病的公开讲话后我撰写的声讨文章。里根在公开讲话中说，遏制艾滋病的蔓延重点不是什么预防手段，而应该是所谓的“道德学习”。正是那个晚上，我的朋友格瑞克告诉我他就是一个感染者，那个晚上，他把自己称作无人理睬的“堕落灵*”。直至今日，我才真正体会这个词的份量。
当天下午的晚些时候，我走进了医生的办公室，还有更多的检测在等待着我。医生劝慰我，再去追究如何被传染已经毫无意义，还是尽力地去接受这一事实吧。然而事实是如此的让人难以置信，我还很健康啊！
我知道，我也正在经历着诊断后的第一个心理阶段—拒绝承认诊断，对此，我并不陌生。我告诉自己，80年代当我的爱人罹病过世时，我幸免、没有被传染；现在我的性行为也算不得危险，我不会被传染。一定是把别人和我的血样弄错了。我要求再做检测。讽刺的是，这种把诊断归咎于操作失误的心理曾一遍一遍地在我的朋友们身上回放，我就曾目睹过多次。第二次依然是感染报告。身为一名报道事实的记者，我却无论如何都无法相信这一事实。那天我写到，“突然间，一切极其个人的情绪喷涌而出—我的身体，我的健康，我的生命，安全感，以及我对疾病和死亡的畏惧。”我慢慢地、试图去捕捉自己内心的那份情绪，但是我的潜意识还是不断地告诉我，我依然只是一个旁观者，只是观察和记录着属于别人的生活。一周后，噩耗再次传来。血液检测显示我的病*载量还很低，很可能是新近感染；但是，T细胞—一种病*专门感染和破坏的白细胞—数目也很低，只有个。正常人的T细胞有-个。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我写的许多报道中，这些数字屡屡出现。T细胞低于说明人体的免疫系统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致命的感染随时都可能要了我的命。我也知道，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把作为艾滋病发病的诊断标准。
我再也没有任何的借口去拒绝这一切。医生让我忘记所有以前我所目睹的折磨和死亡：今天医学的发展和昌明已经显示出神奇的疗效。他说，一旦我开始接受治疗，我的T细胞就会立刻上升—如果听从医嘱服药的话，我也可以重新过上健康的生活，甚至还能长寿。但是在我的眼前，那一个个面孔却始终挥之不去：曾经英俊的面庞疮疤累累，曾经威武的身躯瘦骨嶙峋。记录这些年轻人的故事时，我曾为他们而落泪。今天这也成了我的故事。
我回想起比尔临死前最后的几周，医院看望他，我喂他晚饭，给他刮胡子。我亲眼目睹他的灵*和肉体离我远去。那是年。两年后“鸡尾酒”疗法和新药的问世点燃了人们生存下去的希望。然而，任何药却都无法治愈或减轻我对那些被夺去生命的朋友们痛苦的回忆—格瑞克,瑞恩,艾伦，弗雷德，鲍勃，路易斯，比利，艾瑞克，迈克儿，吉米，等等。
一想到性教育正因宗教的禁忌而被阻止时，世上没有哪种药能平复我心中的愤怒；世上也没有任何一种药物能驱散我对那些“伪君子们”的怨恨。他们口口声声说自己信奉仁慈的上帝，同时却又毫无怜悯之心地唾弃和仇恨他们的同性恋兄弟，之后，当非洲的“无辜”子民也深受其害时，他们方才恍然地“发现”艾滋病。
我害怕终生服药会带来可怕的副作用。我知道，副作用有很多种，从失眠、腹泻到糖尿病、心脏病和肝损害等轻重不同。我害怕自己的脸也会变形，年我最后一次见到Gregg时，他的样子让我寒战。
我虽然对艾滋病了如指掌，但找来最基本的知识从头读起。记得采访时，就有人说过，知识是支撑他们活下去的力量。这一次，我要用尽作为记者的浑身解数，提问，寻找答案，完成我人生中最为艰巨的采访任务：活下去。
我的保险公司只能为我支付每年元的治疗费；而我一个月就要花去元！我找遍了网上的信息，写信请远在欧洲的朋友帮忙寻找便宜的药。一筹莫展时，我只好试着看看那些专为感染者和患者服务的机构的网站。突然间，我对他们的善举肃然起敬，有了更新的理解：“国家艾滋病患者协会”之类的机构不再只是我的采访素材，而是希望之所在。我也联系了几个以前采访过的人，看看他们是否能为我的治疗费用出些主意。惠特曼-沃肯诊所的前任主席贝肯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了，我曾采访过他多次。他建议我去查查诊所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最后，我被选入了惠特曼诊所的一个试验，可以得到96个星期的常规检查和免费药物。
治疗后四个月，我身体里的病*已经被充分抑制，已经低至检测不到的水平，然而我的T细胞却不升高。惠特曼-沃肯诊所的护士向我保证说，我的免疫系统一定可以恢复的。三月份，我请求医生为我开些安眠药，失眠是我不多的副作用中最主要的一项。我还请求医生将我转诊给心理医生，我总是惶恐不安，我需要心理咨询。心理医生说，感染报告彻底改变了我对自己的了解、摧毁了我的自信、以及未来的人生之路该何去何从。我在经受着煎熬，心理煎熬中任何的痛苦都再所难免。
20世纪80年代，当心理治疗师朱蒂给惠特曼-沃肯诊所的志愿者培训时，就曾提到了这个。朱蒂培训的志愿者专门为重病患者提供临终关怀和治疗。朱蒂，我也采访过几次，她过去常对我说，对一个病人来说，“病人之苦从诊断之初就已开始，尤其是心理的痛苦。”我曾为许多其他人的罹病和过世而痛苦过，但是我从没想过有朝一日我要如何面对自己的痛苦。我和亲近的朋友们分享我的感受，他们都觉得艾滋病不会击垮我，不会令我止步不前。但是一想到要把这些告诉我的家人，尤其是我深爱的母亲时，我的心像刀割一样。她一定伤心至极。
多年来，家人已经接受了我是同性恋这一事实，他们依然爱我，接受我。但是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又是老大，两个妹妹的大哥，妈妈心中最勇敢的人。而且自从9年父亲去世之后，我感觉我成了一家人的顶梁柱，为了家人，我必须表现得坚强。我从来不知我也可以坦言自己害怕、坦言自己也需要爱。我想这也是之所以这么些年来，虽然我的心早已伤痛不已，但仍可以来往出入于诊所，报道艾滋病这样如此令人心痛的题材。
几个月来，我没有告诉家人我的病情。也许你以为我把艾滋病看作是一种耻辱，羞于开口，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艾滋病使我对生活有了新的视角。年的《城市》头版上，我发表了一篇名为“幸存者”的文章，讲的是几个被艾滋病夺取爱人生命的男人的故事。现在我才可以真正理解鲍勃爱德华接受我采访时所说的话。当时正在惠特曼-沃肯诊所工作的鲍勃告诉我，爱人离去的伤痛如何使他更加诚实、敏感地对待自己和他人的感情。
他说，“你知道心中的每一丝感情意味着什么：你会对爱、对任何伤害你的东西、或者仁慈的东西都有真正的了解。当其他人说，“这点儿伤痛算什么？！”的时候，你再也不能认同他们。”
我已经可以感受到内心深处的那一丝心理的愈合，艾滋病仿佛帮助我最终了解到我是被爱着的，被别人所惦记。我也正学着如何表达内心的煎熬，学着不要隐藏和压抑内心的痛苦。四月初的一天，我终于告诉了我的母亲。她说，“约翰，要勇敢。”我知道，勇敢的人并不是无所畏惧，而是虽有畏惧，依然前行，我采访的人中不乏这样的勇士。有了家人和朋友的爱、支持，我可以勇敢起来，讲述我自己的故事。
我深知，虽然艾滋病从最初的发现至今已有25年的历史，但是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坦白身份还是会惹来周遭异样的眼光，甚至把我们推上绝路。现在我的同胞们也不会相信我的故事有一天可能也会发生在他们身上。
以前的我，也曾坚信，我报道的故事永远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告诉自己说，我聪明、做事谨慎、充满同情心和爱心的报道一切。但是我的态度已经变了。现在我才真正的理解那些我所采访过的人。我所能做的便是尽力地使那些没有亲身经历的人们理解这发生的一切—我不再只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一个用心和自己的感受去写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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